茅奖被评兼容:先锋作家、沪语小说皆入选

这几天,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5位获奖作家很忙——格非、王蒙、李佩甫、金宇澄、苏童,作为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的新科获得者,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并将获50万元奖金。这几天,书商和出版社也很忙,8月16日评奖结果一公布,这些本就库存不多的纯文学类小说即告售罄,出版社紧急加印。这几天,读者也很忙。新科茅奖获奖作品及历届茅奖获奖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纷纷被图书卖场上架,令人目不暇接。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这5位作家的5部获奖作品都十分优秀,这毫无疑问。本届茅奖评委之一的陈晓明评价,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透视了整个20世纪,揭露了桃花源与现实的困境;王蒙的《这边风景》写多民族的同生态,在汉语言文学作品中十分罕见;金宇澄的《繁花》接通了海上文脉一种风格,是旧式小说向当代文学的暗渡;李佩甫的《生命册》书写乡村生命在现代社会的困窘与脆裂,从中能看出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狂热景观;苏童的《黄雀记》的核心是:恩怨情仇,相生相克,终有报应,小说的结构和内涵相互纠缠又自然天成。

格非和苏童都曾是先锋作家。1987年,24岁的苏童在《收获》发表《1934年的逃亡》,由此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1987年,23岁的格非发表成名作《迷舟》,以“叙述空缺”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被称为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

曾经的先锋作家,如今获得了标榜经典的茅奖。格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之所以写作‘三部曲’,就想要消除掉所谓‘先锋’和‘传统’的对立、‘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对立是虚假的、人为建立起来的。一个曾经的先锋作家获得经典文学奖,不会有不和谐,重要的是写出好的作品。”

今年81岁的王蒙成名已久,这次获奖作品《这边风景》却成书于40年前。1974年,40岁的王蒙在新疆的人民公社里担任副大队长,和尔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40岁写到44岁,《这边风景》描写了新疆伊犁的农村生活。由于历史原因,小说未能出版,一搁就是34年。直到2012年,他的家人在整理旧物时才偶尔发现这包尘封的原稿。

王蒙在电话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本书放了40年有没有价值,这次可能给出了一个答案。《这边风景》中的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意义,民族、宗教、边疆、土地……”

金宇澄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本职工作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编辑,却在2012年以满纸上海话写出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读者评价:“如果你不懂上海话,用普通话去阅读,能正确理解;如果你是上海人,或者会说上海话,格么侬完全可以用上海闲话落伊读出来,感觉老灵额!”本届茅奖评委之一陈福民这样评价《繁花》:“金宇澄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次特别美丽的遭遇”,是“不可复制的奇迹”。

然而,在一个颠覆权威的时代,有人谈到,平均年龄62岁的获奖者和同样“高龄”的评委们,是否给茅奖戴上了“终身成就奖”的帽子?

陈福民说:“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需要积累,不能说一个50岁的人绝对比20岁的水平高。但总体来说,必须承认经验、资历、阅读量这些专业能力。本届评委中也有中国人民大学的80后副教授杨庆祥。其实,老人迟早会退下来,年轻人迟早会顶上去,而年轻人有一天也会变老。因此不能单从代际更替和年龄差异角度看茅奖结果。”

参加过三届茅奖评审的陈晓明表示:“过去有获得茅奖的作家,此前没什么像样的作品,忽然之间获奖,之后再也没写出厚重作品。而单这一部获奖作品是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也令人存疑。那么,这一次,我认为确实评出了‘好作家、好作品’。”

陈福民认为,作家和作品其实并没有绝对界限,读者不必对此太“玻璃心”。“首先,好作家写出好作品的概率比一般作家大得多,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错位;其次,当代文学经过40年的发展,有的作家写得最好的长篇,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没能获奖,比如莫言。在2011年,他正好有一部佳作《蛙》,获奖无可厚非。”陈福民预测,在未来,作品和作家将会同样重要。

王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对评奖的评论非常多,对文学的评论非常少,这是一种绝对愚蠢的现象。奖怎么样关键在于文学怎么样,文学的价值并不由奖来决定。如果评出来的作品有价值,说这个奖不好,就没有任何道理。”

本届茅奖的参评作品多达252部,最终获奖作品5部,获奖率不足2%;有投票权的评委61人,经过了3个月时间、6轮投票。如此缜密的评选工程,透视了茅奖评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在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天,中国作协副主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评委会副主任李敬泽在中国作家网答记者问。

有人问,茅奖如何确保公平与公正?李敬泽认为:“从一开始就通过《条例》对评奖纪律作出严格的规定,对评委的具体行为规范也提出了更加细致、严格的要求。同时,我们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组成专门的纪律监察组监督评奖全过程,随时受理评奖工作中的投诉和反映。此外,聘请国家公证机构对投票进行公证和监督。”

从上一届茅奖开始,有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实行了大评委制,本届也沿用。“评委的产生有两个途径,一部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协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各推荐一人,由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核聘请;另外30人由中国作协书记处直接聘请。”李敬泽强调,前者推荐的评委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评奖,并不是推荐单位的代表。

10部提名作品名单公布后,有一个3天的公示期。李敬泽坦言,其间也接到一些反映。如,有读者质疑“江南三部曲”是否符合参评条件,因其在第七届茅奖时就有单位推荐了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第八届时也有单位推荐第二部《山河入梦》。

对此,评委会认为:格非早在2007年就公开表示要写一部三部曲。而《评奖条例》明确规定,多卷本长篇小说,应在全书完成后参加评奖。所以,当时《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并未参评,直到本届,“江南三部曲”才以完成的形态申报成功。所以,并非重复参评。

李敬泽说:“评奖的风气也不仅取决于制度和监督,最终也取决于每个参与评奖工作的人的自警、自律。”

陈福民有一个疑问:“在评奖中,集体意志会不会扼杀有独立见解的评委的意志?”根据中国作家网公布的终轮实名投票情况,获奖作品的得票十分集中,在满票61票的情况下,格非“江南三部曲”获得57票,最少的苏童《黄雀记》也有40票,五票全中的评委多达25人。

在最后一轮投票中,陈福民尽管知道自己的票并无大用,但他还是投给了阎真的《活着之上》。“不影响大局,也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文学的品质。”陈福民说,“在评奖过程中,应该有一些趣味独特的评委,跟其他人选的不一样。”

陈福民认为,现在的评选制度是一项“最不坏的制度”:实名投票,让评委不可能拿自己几十年的声誉来卖人情;大评委制,让“活动能量”再强大的作者,也不可能同时搞定60多个评委。另一位评委包明德的话更加直接:“宁可得罪朋友,也不能得罪文学。” 这些都代表着评委们在此届茅奖评选中的真实心态。

在公布本届茅奖获奖作品后,有读者发现,当天晚上各大电商的书就已售罄,纷纷显示“预订”状态,8月下旬才能到货。

出版社的加印也同步开始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江南三部曲”和《繁花》,该社宣传主管陆文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江南三部曲”已经加印了4万套、《繁花》加印了5万册,“茅奖对于图书销量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在开奖前已经有心理准备,都在紧急加印中”。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生命册》和《黄雀记》,也都在加印中,具体数量尚未公开。

据公开资料,在茅奖的获奖作品中,以《平凡的世界》《的葬礼》《白鹿原》销量最佳,累计销量分别达到220万册、200万册、150万册。在上一届茅盾奖获奖作品中,毕飞宇的《推拿》在茅奖揭晓前,发行量约五六万册,获奖至今已加印至近40万册;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奖当年销量达5万套,作为一套10册的纯文学作品,已是十分难得。

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该社有一套长销书“茅盾文学奖全集”,收录了历届一共30多部茅奖获奖作品,和“名著名译”系列、“哈利波特”系列等,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柱型图书。本届茅奖结果公布后,正在参加上海书展的宋强不断被观众询问,有没有带来这套丛书。

“茅奖全集的销量比较平稳,按册数每年在五六十万册以上。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和阿来的《尘埃落定》的销量是最好的。《尘埃落定》的销量超过100万册。一些原来卖得不好的书,只要获得茅奖纳入了全集后,销量就上来了,很多人一买就是一套。”宋强说,“茅奖也许并不是评价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能给一些不知道如何选书的普通读者,提供一个参考标准。”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东莞外来工群像:每天坐9小时 经常…66833

“微型党课”带给我的感动–党建

党员的学习教育,一直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年前,我走到了六道沟党员活动站站长的岗位上,给了我探索党员教育模式的机会,通过几年“微型党课”教育的实施,我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有病卧床党员、残疾党员,还是流动党员、两新组织党员,更或是进城务工党员,他们都有着听到党的声音、接受党员教育的渴望。我看到了“微型党课”送给党员的不仅仅是教育,更多的是感动。

基层党支部书记是“微型党课”第一责任人。新村社区第一支部书记佟承业上完庭院党课后对我说:“要想给党员一杯水,我就要有一桶水。为了上好党课,我订阅了党刊,还学会了上网查资料,微型党课让我赶上了时代的潮流。”情景互动式党课一直是六道沟党员活动站党总支副书记姜甲晨同志研究的课题,在“微型党课”教育中,他担当的是为流动党员、大学生党员、在职党员上视频党课的教学任务,他经常在党建QQ群内的视频党课中,通过制作的视频短片,再现“党史事件”、“先锋人物”、“国家领导人现场讲话”等场景,他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在网络上开展视频党课活动,也能情景互动!”我到各社区调研时,书记们纷纷告诉我,现在的庭院内,大家聚在一起闲聊的不再是家长里短,不再是满腹的牢骚,而聊得更多的是国家大事,党的方针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哪些好处,参与他们的聊天,还会听到不少的社区各项工作好的建议呢。书记们的话语让我感受到:一堂“微型党课”,从策划到准备,是一个提高的过程,这不仅营造了“你讲课、我收获,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良好学习氛围,更达到了提高党员素质的目的。从这里我看到了“微型党课”送给书记们的感动。

抗美援朝老战士徐菁同志行动不方便,她天天从电视上了解十八大的各种精神,可她还非常想了解我们六道沟是怎样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六合社区党委书记甄丽精心准备了一堂《贯彻十八大精神 建设大气秀美新丹东》的党课送到了她的床头。徐菁在电话中对我说:“这床头党课让我躺在床上就看到了丹东的大好局面,也看到了咱们六道沟地区党员志愿者的风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啊!”从徐菁同志的感叹中,我感受到了那些行动不便党员的学习渴望。有一次,我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党课,一个党员握着我的手晃来晃去,就是不肯松开。他含着热泪说:“真没想到,我还以为我与党组织再没有缘分了,你们让我活得有信心了!”从他们身上,我体会到,党课虽小,但在党员心中树立的形象是高大的,只要我们党务工作者心里装着那些特殊的党员,想他们之所想,及时为他们送去精神食粮,这便是满足了他们最迫切的渴望。“微型党课”让我看到了党员们的感动。

“微型党课”的开放性决定了听党课的主体不仅仅是党员,更多的群众也会参与其中。在一次庭院党课时,我看到周围围了那么多的群众,我就问其中一位年轻人:“你喜欢我们的党课?”他回答说:“何止是喜欢,简直是太喜欢了。你们上的党课,说的都是我们老百姓关心的事,许多我不明白的道理、不理解的现象,经过你们一点拨,嗨,别说哈,还真那么回事。我想好了,回去以后我也写入党申请书,加入党组织。”一位卧床党员的女儿,恳请我们经常去她家给她爸爸上党课,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她才能看到爸爸脸上的笑容。有一次,一个妇女找到我说,她在一家当保姆,经常上网看我们的视频党课,听到那些党员志愿者的先进事迹后,很受教育。她表示要利用闲下来的半天时间,义务为特殊党员家庭做钟点工,享受奉献的快乐。一个个事例,让我感悟到: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开放型的“微型党课”课堂上,让群众听党课,以教育陶冶他们的情操、洗礼他们的灵魂、升华他们的境界,这或许是一种社会教育最有效的补充。“微型党课”让我看到了群众的感动。

在实施“微型党课”教育中,我感到,党员们的学习渴望,对我这个党员活动站站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必须以“微型党课”来填补党员教育的空白,通过送党课到床头、到车间、到工地、到庭院、到网络,来实现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无缝隙对话和无障碍沟通。只有这样,我们的党建工作才能更有效地开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