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坚:预警“城镇化建设”

根据11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12月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2010年推进城镇化建设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词之一。

表面来看,推进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的阶段,也有利于提高各种市场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破除城乡二元隔阂的重要通道,城镇化建设实在是一项被耽搁太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不过,如何推进?由谁来推进这个进程?大有讲究、大有不同,必须进行分析。如果依靠传统的政府主导,则很容易再次陷入权力政绩工程陷阱,那非但不能解决农村衰败的问题,反而诱使对农民的进一步剥夺,进一步扭曲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隐患。

目前,对于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讨论尚不多见,但是这应该是一个需要大力讨论的话题。

我们可以通过对既有城乡结构存在的体制性问题的分析来梳理这种讨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来源,说到底是和政治结构一脉相承的,为了对农村实行“控制”,以便从农村抽取资源,压制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剥夺农民的自由,都是很自然的逻辑。这其中,对于农村发展起到最大压制作用的,应该是户籍制度和集体土地制度。因为有了以控制社会流动为初衷的户籍制度,那么农民就被剥夺了很多资格,包括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资格、获取经济资源的平等资格等,这其中,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一直以来严重滞后于城市居民。

而集体土地制度,则使得农民失去了对安生立命的最基础的资源土地的掌控,农民没法利用土地的流转、抵押等获取必要的资本,来改善其生存境遇。农民经济境遇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劳动力的市场化,也就是在外务工来获得收入。但是同样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歧视,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享受同等的经济待遇。

比上述问题更需要迫切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当然是农民政治资源被剥夺,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缺乏与其人口和社会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使得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底层,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依旧改变不了农村衰败的情景。

当然,简单地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也许可以在某时某地掩盖某些问题,但是这根本无法扭转农村整体上的社会经济落后的局面。最近数年来,中央每年的所谓一号文件都关注农村,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从体制上为农村和农民松绑,因此其效果注定是昙花一现、治标不治本。2004年以来的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这种政策的典型。

这次提到推进城镇化建设,方向上和以前诸多以“输血”为特征的农村政策不一样,给人们一些想象的空间。不过,城镇化建设同样歧路纷呈。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很可能演变为简单的建造镇运动,用加法来快速推进,比如把小村合并成大村,把大村合并成城镇,这是最容易操作的路径,也是最容易出政绩的路径,但是这样的做法,将是对农村和乡镇既有社会经济关系的粗涉,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过程中很多有价值的土地资源将成为权力的盛宴,农民利益被再次剥夺,这必然酿成新一轮灾害。

回到上面的分析,一个可行的城镇化路径应该是做减法,那就是减去捆绑在农民和农村身上的诸多体制性的束缚,尤其是户籍制度和现有的土地制度。

只有农民自身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只有农民拥有对资源的充分掌控能力之后,他们才知道以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进度,来建造适宜他们居住的家园。

当然,要废除户籍制度,更新现有的土地制度,说易行难,这种路径和既有政治结构的张力之大,其实超乎想象,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将隆重登场的城镇化运动走向歧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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